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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的自闭症:自闭症与台湾社会共进简史(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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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中,我们很容易听到人们以「自闭」作为一种描述性的词彙——「他在耍自闭」、「我是自闭儿」,在这些语言脉络中,似乎共识为个人的情绪状态、内向、不喜社交的意涵。如此的使用方式与医学範畴中的「自闭症」着实又有着不一样的认识。事实上,当台湾出现自闭症的医学範畴,「自闭症」未必有整齐划一的了解,而是意义不一地使用这个医学术语,让自闭症发展出超越精神医学的限定内容。除了精神医学的讨论,本文将报章媒体、教育界、家长团体、民间社会、政府的角色一同拉进讨论,呈现自闭症于台湾社会的丰富面向,理解自闭症在台湾社会定位之变迁。

在进入正文前,首先来看看几乎是最早谈论自闭症的民间报导。,《中央日报》上有一篇〈儿童的心病:自闭症〉,一开头即预设父母对自闭症感到陌生,介绍自闭症是一种「现代的儿童病」。这篇超过一千字的报导首先介绍专家争论自闭症属于「什幺病」,有些专家们议论「(自闭症)是和双亲的性格以及遗传有互相关联的一种深度精神病」;有些医学人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有些学者则主张「这(自闭症)不是疾病,而是由于家庭环境缺乏温情及生活枯燥所引起,造成性格的偏颇。」根据这篇报导的描述,自闭症孩子「对人完全漠不关心,独自闷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裏。」文章作者接续说明自闭症孩子的表现让旁人质疑是家庭教育出问题,作者在此为家长叫屈,认为自闭症与育儿方式、家教完全没关係。最后鼓励家长不用因为孩子有自闭症的倾向而洩气,说不定孩子会是举世闻名的天才。该篇文章中间嵌着「现代家庭」的图腾,以「电视」做为中心,旁边围绕着一家四口。

变形的自闭症:自闭症与台湾社会共进简史(1960Photo Credit: 中央日报,第七版
图1:儿童的心病
变形的自闭症:自闭症与台湾社会共进简史(1960Photo Credit: 联合报,第二十二版
图2:儿童的自闭症

有趣的是,同年08月22日相似的内容再次刊登在《联合报》上,标题为〈儿童的自闭症〉。这次作者笔名为汾.阳,内容、资讯、用字大致与上一篇重複,但仍有些关键性的差异。例如谈到自闭症儿童不懂什幺是「不行」后,作者增加篇幅建议父母管教自闭症孩子的方法,提醒父母「有些陷入重症状态的人,就是在儿童时期受到母亲无端责骂与藐视所造成的」。作者总结,只要病情没有恶化,成人以后仍可在社会上过正常生活。此篇报导的版面上有一块小小的「家庭」图案,闽南式的传统建筑、前面有篱笆环绕着,旁边的大树上还有只小鸟作势展翅高飞。两篇报导在家庭的图腾设计上有些差异,但同样将自闭症设定在家庭教养的版面上。

这两篇1968年的报导提供读者十分庞大的资讯量,从病因、症状表现、父母应该取的行动,面面俱到的指出不同向度的资讯,好似「儿童的自闭症」在台湾已然是成熟、累积足够资料量进行分析的疾病。然而,根据1956年台大医学院及台湾省卫生处合办台北儿童心理卫生中心(以下简称「台北儿心」;1973年中心回归台大医院精神科,故1973年后将以「台大儿心」称之)的官方纪录,1970年该门诊诊断幼儿自闭症的人数为4人。又两篇内容几乎相同的报导,在与家长对话的部分又表示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因此不难推测,这些报导的知识内容很大程度是作者翻译并依个人观点摘要、引进国外对自闭症的讨论。而来自国外的「自闭症」在台湾又经历了那些转变?

初见自闭症

台湾大约在1968年于台北儿心做出第一起自闭症诊断,到1970年自闭症的诊断数为4人,得以视为罕见疾病。但在1969年《大众医学》的〈认识小儿自闭症〉一文中有隐约预测自闭症能见度日益扩大的趋势,文章写到:「『小儿自闭症』,近来已逐渐引起社会人士的关心。这是医学上、教育上、社会学上的一个複杂而棘手的问题。」在〈认识小儿自闭症〉还提到小儿自闭症的自闭程度不一、可能与「重症精神薄弱小儿」、「失语症」、「聋子」等混淆。此外,根据《卫生杂誌》的谈法,当时有些医学人士认为自闭症是由脑部的异常所引起,有些医学人士则主张起因于家庭环境缺乏温暖及生活枯燥。虽然尚未确定能否治癒,但如果有长久的治疗计画并不会使病情恶化。总结1960年代末期医界对自闭症的了解,可以得知,医界虽然未能确定病因,仍注意到诊断是否明确的问题,并以自闭症儿童的预后发展为己任。这与诊断科学的精準性、知识的正当性有密切的关连。但为何〈小儿自闭症〉的作者指出这也是「教育」与「社会学」上的複杂且难缠的问题?

《国民教育》的立场可以提供一部分的解答。该期刊1970年代后的文章内则时常强调师道、师资,以及国家在现代化冲击下遭遇的威胁,教育如何扮演重要角色。与《大众医学》、《卫生杂誌》十分不同,该杂誌1976年的文章〈儿童自闭症的原因分析与治疗〉中,几乎将自闭症儿童与器质性的因素[1]做切割,着重自闭症可能形成的因素为:「(一)性(编按:别)角色的扮演[2]、(二)情意沟通能力不够[3]、(三)生而未获良好之教育[4]。」父母在这篇文章中成为被严厉的批判对象。作者提出,如果能在孩童学龄前矫正因父母失职而造成的偏差行为,孩子与父母很快可以恢复健康生活。反之,若不即早加以矫正,长大后极可能成为低能者加精神病,对国家、家庭、社会安全都是一种威胁,以此要求父母带行为偏差孩子前往台北儿心治疗。其他在《国民教育》讨论自闭症的文章亦强调即早辅导与痊癒的因果关係,提出「行为矫治学的发展重新点燃恢复健康的希望」,要求父母必须「在家中执行治疗教育计画」、「检查每天的训练得失」。强调教师与家长的「爱心、耐心、信心,训练得法,都能使自闭症儿童,享受正常的生活,看到鸟语花香的大地」。

将自闭症与家庭牢靠的绑在一起并非只有《国民教育》如此。本文前言所举例的两篇1968年谈论自闭症的新闻报导,亦有如此现象。在《国民教育》、《联合报》等报刊杂誌诠释下,自闭症的出现俨然成为现代化工业社会下的警世预言、现代家庭的难题,提醒家长与师长必须做好万全準备面对危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台湾报刊杂誌对自闭症的描述主要导向为家庭因素,但相关文章也有提示若儿童表现有异状,父母应带孩子前往台北儿心就诊,方能藉由「行为改变技术」屏除偏差行为。

另一方面,台北儿心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着力于研究婴幼儿与儿童的发展,进一步也对自闭症的诊断方式进行修正。1970年代后期,台大儿心试图建立更广泛且深入的儿童、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同时反省到台大儿心早期强调治疗重于诊断,常以情绪问题、行为问题等非列于诊断系统的名称做为诊断,是故台北儿心认为应在临床上统一诊断系统,以进行台湾各地区间以及国际间的比较。具体的作为之一为,加重临床诊断上对DSM与ICD的依赖,自闭症诊断的标準在这股改革中愈发明确。到了1980年代,台北儿心开始要求看诊医师对怀疑的个案必须详细记录其行为特徵,避免过往未详载病历、行为特徵,将病患诊断为智能不足、发展性语言疾患等其他诊断。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自闭症在1970年代分别在民间报刊杂誌,台北儿心诊断实作中有着不同的诠释。前者以社会环境、社会结构改变为主因,问题化自闭症者的适应问题,警告若放任不理之可能对社会秩序有所危害,应透过加强改善与患者互动的模式使其「恢复」。后者,台大儿心则以临床观察与实验出发,藉由操作国际通用的精神医学诊断指南,例如Clancy量表作为评估方式、DSM与ICD作为确诊依据,以建立统一标準、积极的与世界心理卫生接轨。让自闭症的诊断从过往较为笼统、没有统一意义的诊断名称(如:情绪问题、行为问题、智能障碍)细緻化为DSM中确切、具体的精神医学诊断类别。在这过程中,自闭症不只做为新颖的诊断类别,自闭症亦是施展现代社会蓝图的座标,得以让医学相关研究者统一资料,发展出矫正、治疗自闭症的方法[5]。

实作自闭症

从上一节的讨论中可以发现,自闭症的病因与治疗方法起初为讨论的兴趣所在,也发展出两种解释病因的说词。然而到了1970年代末期,特别是1980年代,职能治疗、特殊教育陆续加入——他们不同于上小节所提及的精神医学和教育界以学理定义自闭症,而是先对自闭症採取行动,并在过程之中进而改变国内对自闭症的关注面向,让自闭症的谜团不再侷限在「病因」。

以复健医学[6]的观点为例。《第三医学》为1970年代复健医学的主要出版品之一,综观自闭症在该期刊出现的纪录,1974年该期刊的〈自闭症与职能治疗〉一文可被视为最早讨论自闭症的文章之一。该文的特色在于提出复健医学可能介入自闭症之策略,例如:电(气)痉挛治疗(electric shock therapy)、剥夺刺激法(sensory deprivation)、行为治疗——工具式条件学习(operant conditioning)、舞蹈治疗(dance therapy)、环境治疗、刺激近接受器疗法(near receptor)、让父母变成「共同治疗师」(co-therapist)。其中以「行为治疗」、「让父母成为共同治疗师」为后续有在台北儿心发展的治疗原则。

而行为治疗到了1970、1980年代不再专属于医学的治疗策略,特殊教育亦应用相似的概念作为专业技能之一[7]。从特殊教育在全台进行建置的发展来看,1968成立「中华民国特殊教育学会」[8], 1975年第一次全国特殊儿童普查,1984年订定《特殊教育法》。当时不论是普查分类[9],或《特殊教育法》所称的障碍者[10]都未将「自闭症」设为独立类别。但这并非表示这段期间特殊教育对自闭症是冷漠的,而是由于1980年代初自闭症者仍属于少数,案件数不多,同期间特殊教育还规划着对智能障碍、肢体障碍、性格与行为异常的教育内容。

目前记录中由国内特殊教育者介绍自闭症的首篇期刊文章——《浅谈自闭症(一)/(二)》发行于1981年,由留日归国的张正芬老师执笔。张正芬老师首先摘要自闭症在西方发展的历程,再依医学对孩童既有的观察,整理出「感情交流的障碍」、「概念学习不完全」等现象,以此延伸出如何设计知觉、认知、概念学习的课程。该文收录于特殊教育学会发行的《特殊教育季刊》,期刊由教育部、台湾省教育厅等资助,免费寄送期刊到各中、小学,企图让更多第一线教育场所的国中、小老师能更普遍的具备特殊教育的知识。之后特殊教育者则继续带出不同的研究面向,从个案研究、教育诊断、心灵成长、到主动引进国外讨论沟通问题的评量与补救。藉由观察特殊教育的相关期刊文献可以发现,在精神科医师下诊断后,特殊教育者或疗育人员藉由长时间的观察与互动得知自闭症儿童的习惯与喜好,为不同的孩子量身订做教程,并依教学经验与父母的回馈修改实作内容。他们不仅提供短期的疗育课程,也担下长期的就学、就医、就业问题。

自闭症的特殊教育之兴起历程,值得一提的还包括特殊教育者与台大儿心之间的积极互动。1980年代初自闭症者能见度尚低的环境下,特殊教育专业者开始走入儿心的大门。1980年代的有些特殊教育者会在台大儿心「见习」,如张正芬提到因为「想看看自闭症儿童」因此主动与台大儿心联络。又好比从筑波大学教育研究所研究自闭症的刘玉燕学成归国,到台大儿心做临床示範与义务辅导,以「识字卡」作为教材让自闭症儿童从图案和字体学会日常会话表达。另一方面,精神科医师也踏入了特殊教育领域。精神科医师透过在特殊教育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以临床上观察的角度将自闭症的知识介绍给学校老师。

除了特殊教育领域的兴起,1980年代台大儿心以「全面性统合」的策略协助自闭症儿童,让精神医学以外的角色开始参与「实作」自闭症。所谓「全面性统合」,意即每一个个案会有一位个案辅导师(以下简称个案师)针对个案进行研究、拟定疗育课程、与家长沟通协调。这些个案师背景多元,有的是心理背景、有的具备特教学识、也有来自护理专业。不同的个案师依各自的经验背景,透过与个案接触后再尝试设计出可行的疗育策略[11],或是引进在国外习得的方法,譬如在波士顿武藏野东学校(Boston Higashi School)服务过的倪志琳老师,使用相较于认知培训更重视日常生活适应的「生活治疗法」、介绍体能活动对自闭症儿童的自我刺激行为影响。此外,由于自闭症儿童表现出的异质性十分大,其特殊行为、需要介入的方式与时机也都不同,如何设计出合适的疗癒方针,让儿童能适应日常生活,对个案师而言都是挑战。曾在台大儿心服务过的个案师陈淑美写道:「…在儿童日间留院治疗部门自由的气氛下,我接受引导,尝到自我展开的滋味,从这『教』与『学』的过程中,享受到无价的快乐和成就…」。

因此,自闭症从「精神疾病」到「广泛性发展障碍」绝非仅是DSM内抽换用字,而是角色的参与与演变下,共同形成自闭症疾病範畴的定位。在特殊教育、个案师的疗育工作下,精神科医师从过往寻觅病因,而后与特教老师、个案师将注意力放在日常适应、教学上,让自闭症逐渐脱离精神疾病的印象,走向学童发展障碍;疗育聚焦在让自闭症儿童认识与演练日常生活情境。自闭症从原先「精神病」的认识,在实质的工作下转变为「广泛性发展障碍」。

应用自闭症

谈及自闭症的参与者,不得不提到家长在其中的参与。台湾第一个正式的自闭症家长团体——财团法人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以下简称自闭症基金会)是由精神科医师大张旗鼓所引导,于正式成立,直到今日仍维持运作。本小节以自闭症基金会的成立过程为主轴,细看家长如何与医师、演艺人员等如何合作,加强自闭症知识的宣导。后半部分将指出家长与医界合作所挑战的对象是政府的被动施政以及大众对自闭症的「应用」。

自闭症基金会成立坐落在医疗机构不足、自闭症尚未引起话题的环境下。其最初设定的计画为:谘询服务、推广教育、寒暑假生活营、巡迴辅导、家长联谊亲子活动、会讯出版、自闭症研究奖助金。其中「谘询服务」更是为了补充1980年代台大儿心的不足而设定。目前担任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的执行长刘增荣先生补充:

筚路蓝缕的情景也能在赖雪贞撰写的自闭症家长自传中看到——孩子到台大儿心就诊后若要接受疗育课程往往要等上半年,若一年以上没有回诊,一切手续都得从初诊开始。而自闭症基金会的成立一来希望能进行「谘询服务」,补上台大儿心服务的空窗期;二来更透过计画推动台湾对自闭症的认识。在访谈中宋维村提到,由于内政部规定,申请成立基金会必须準备新台币三百万做为运作基础。当时自己十分肯定这三百万不该是由单一、或是少数人掏出,必须要号召社会动力以及家长团体的声音一同跨过三百万的门槛,才能为后续带来更长远的意义。

变形的自闭症:自闭症与台湾社会共进简史(1960Photo Credit: 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
图3:财团法人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成立大会特刊,第一期

1980年代自闭症在台湾社会尚未形成足以吸引社会关注的氛围,政策面则有官员不了解自闭症的难题。因此最先号召活动的是具备自闭症临床知识、经验的宋维村精神科医师与当时台大医院的学生志工与病房工作人员。由曾担任学生志工的陈秀娟女士为第一位基金会员工,统筹各校学生志工投入一连串的活动。他们集合了部分患者家长,于1987年由台北市社会局、民生报、台大儿心、艺术家画廊、扶轮社等进行多场义卖、募款活动。并在台湾影视三台鼎盛的时代让三台均报导自闭症的义卖活动,藉此向社会大众宣导自闭症的知识与卫教。义卖活动并非一路顺畅,其中一次义卖主打电视剧《包青天》的扇子,最后却卖不出去而由宋维村医师自掏腰包买下。

较为成功的活动为义卖荷兰航空公司赞助的郁金香,除了联合媒体(电视台、民生报)、多位艺人共襄参与,作为赞助者的荷兰航空亦不吝啬为这次的活动进行宣传。从1980年代中旬的新闻记录中可以发现,当时社会上也推行着其他捐款活动,如泰北难胞、伊甸基金会、台中慈光育幼儿院等。然而自闭症主题在当时的募款活动应仍是有鉴别度的,特别在1988年电影《雨人》(Rain Man)在台湾上映与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大奖时,皆前后在台湾报纸的娱乐版上被频繁报导,引起台湾民间社会对自闭症的兴趣 [12]。如1989年由中视筹备,请张晨光主演的自闭症题材单元剧《我儿孝俊》、歌手们受《雨人》启发,合录专辑「失去的地平线」以关怀台湾自闭症者,并捐出五十万做为自闭症的基金。

以这段历史过程的意义而言,募款活动的短期目标是成立基金会,若将眼光放远,成立自闭症基金会其实是以宋维村医师为代表的医学方、家长方,期待能够改变台湾社会对自闭症的认识,以及修改国家法案、企图改善1980年代福利资源不周的困境。而医学方与家长欲对话的对象——社会大众、政府在1970、80对自闭症又有哪些理解?

政府不熟悉自闭症的迹象可以显示在1989年立法院修改《残障福利法》(以下简称《残福法》)的事件。1980年代末,身心障碍团体诉求扩大《残福法》的服务内容,自闭症是其中要求增列进入法案的对象,此外还包括老年痴呆症、颜面神经损伤、精神病患等。然而草案在一读时却将自闭症与精神病患排除在《残福法》之外。当时立法院主张,自闭症与精神病患应由《精神卫生法》服务,将自闭症认作是暂时性、会康复的精神疾病,主张不该佔有《残福法》的预算。该事件最后由残障联盟的积极游说,家长团体到场请愿,强调自闭症家庭所面临的阻碍是就学、就业、就养、就医之问题,力图指出自闭症者与其家庭的困境并非是相较来说专注于医疗层面的《精神卫生法》能够概括的,最后自闭症被纳入《残福法》,事件方才落幕。

而1970、80年代社会大众对自闭症的认识更几乎不受标準医学知识的统辖。1970年由日本宇宙物理学家高桥敷出版《丑陋的日本人》,认为日本儿童往往被家长、大人过度保护,缺乏独立与责任感,让东洋人往往患有自闭症,以此批评日本的民族性。《丑陋的日本人》的书评刊登在联合副刊读书专栏,书评作者欲以日本为戒,反省中华民国的教育以及做人道理。又好比1976年的报纸小说中有情节以自闭症描述不言语的角色:

「自闭症」为autism的中文翻译,而在该疾病範畴进入台湾前,几份媒体报导曾用「自闭」描述「关起大门」的情节[13]。当1960年代末「自闭症」出现在台湾后,报刊上提到「自闭症」时较之前所使用的「自闭」多了疾病的意涵,这点并不令人意外。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后报刊上使用「自闭」的意义不同于以往,而是介于疾病与人格描述两端之间。其中特别能注意到不少公众人物(或其家人)自称曾患有自闭症,或将「自闭」作为一种性格。作家三毛、音乐人李宗盛亦曾被描述为「自闭」(图4)、疲惫返国的艺人甄妮,由家人出面向记者解释甄妮可能得了自闭症,希望外界予以她休息的空间。

变形的自闭症:自闭症与台湾社会共进简史(1960Photo Credit: 中央日报,第九版
图4:感染了张艾嘉的快乐 李宗盛走出自闭世界

藉由这些报导的叙述,我们得知社会大众以十分多元的理解方式「应用」自闭症,未必与家长团体、特教、医学定义同步,而是产生自闭症的多重认识。而在不同角色的应用与异质的理解情境下,我们能看到自闭症的曝光机会不仅增多,也在不同领域中出现,最后变身为民间日常用语。

小结

透过追随着自闭症的语意和使用情境,我们能够观察到自闭症在台湾的发展与流行凭藉着不同角色之间的角逐与协商,这过程之中的生成变化、合作结盟关係都值得被细细探索。本文注意到自闭症的三层变化。第一个变化发生在问题範畴的层面,自闭症原先为「家庭教养问题」,部分论述中同时夹带着「社会秩序问题」,而后逐渐转为「医学问题」。第二层则是自闭症重点内容的变化,自闭症悬而未决的病因往往是不同领域争相讨论的话题,但在特殊教育等领域发展专业技能的背景下,讨论自闭症的重点从「探讨病因」转为「解决日常适应问题」。第三层变化则发生在与自闭症社群关係较远的社会大众,例如艺人、民众、民间小说开始与自闭症产生连结,不同的角色分别依各自需求「应用」自闭症。虽然可以将此视为自闭症可见度日益增加的迹象,但这些「应用」同时隐约影响到自闭症的形象与机制,因此引起家长团体更积极的投入以稳定自闭症的内容,并且延续到1980、90,以及当今的活动。

注释

[1] 文章提到自闭症者的脑部没有损伤或缺陷、在基因上也没有特殊的现象,运动协调技能亦没有问题。

[2] 文章解释为:「由于父母重男轻女,或是期望生女却生男,其想法与实际相冲突,故心理要求或服饰皆相反,使孩子无法得到适当之适应,而有不言之反应。」

[3] 文章解释为:「人与人情谊的沟通全靠语言的沟通,若其从小语彙欠缺,或遭遇到痛苦之挫折,其痛苦经验使其对人与人之间之沟通产生恐惧,促使语言能力之缺乏,而后对任何人有着莫名奇妙之恐惧,人际关係趋于不良。」

[4] 文章解释为:「没有亲身养育,长期隔离促使无法适应环境、没有充分的母爱、从小父母亲各忙于自己的事业,少与孩子接触、父母管教不到或溺爱。」

[5] 1970年代,国内精神科医师对自闭症的研究方向提出指点方向:「一、根据国内儿童的发展标準,从婴儿一出生就开始注意小孩的特质,一旦发现异常马上诊治。并且藉由研究正常儿童的发展和自闭症的异常发展加以比较,期待能够知道自闭症儿童的真正缺陷并加以矫正、或是发展出教育自闭症儿更有效的方法。二、推广心理卫生,多设诊断矫治机构,解决(当时)全台湾只有台大医院儿童心理卫生中心及省立高雄疗养院设有矫治自闭症的日间留院部之过度饱和问题。三、增加对情绪困扰、特殊学习障碍、或自闭症者等设立特别的补救教育设施。四、鼓励专家们努力寻找出自闭症的原因,进而预防自闭症于未发生之前」。宋维村,〈自闭症十问〉,《健康世界》,期30(1978 年05月),页105-107。

[6] 此处指物理治疗师与职能治疗师。

[7] 根据《特殊教育季刊》对台湾师範大学陈荣华教授在1986年推出的新书《行为改变技术》介绍,十年前陈荣华教授亦曾出版《行为改变技术》。参考:中华民国特殊教育学会,〈新书介绍〉,《特殊教育季刊》,期21(1986年12月),页47。

[8] 特殊教育学会首任理事长为朱汇森,同时期也担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常务次长。该学会以研究及促进特殊教育之发展为宗旨,于1979年04月发行《特殊教育通讯》,时学会总人数约有1000人。1981年04月期刊改名《特殊教育季刊》,由国立台湾师範大学特殊教育中心编印,之后每年固定会出版各四期。1987 年学会会员累积会员有2200余人,运作基金有160余万,积极持续扩大业务。创刊前五年(1981-1986)以大专教师为主要作者(47.14%),其次为中小学教师(29.29%)。之后十年(1986-1996)以中小学教师的篇数(37.94%)稍多于大专教师的篇数(34.78)。其他作者的身份,如行政人员、医护人员,大学生在不同的阶段均有投稿,但整体而言不算多。

[9] 智能不足者、视觉障碍者、听觉障碍者、肢体残障者、身体病弱者、多重障碍者。

[10] 智能不足、视觉障碍、听觉障碍、语言障碍、肢体障碍、身体病弱、性格异常、学习障碍、多重障碍、其他显着障碍。

[11] 「治疗」偏向为医学用语,曾在台大儿心服务的特殊教育者倪志琳则认为特殊教育者进行的是「疗育」。

[12] 然而《雨人》下映后,自闭症基金会也一度面临了金援不足的难关。陈素玲,〈请继续捐助自闭症基金会 昙花式的关心难以为继 盼企业固定赞助 三员工坚守岗位 入不敷出续为理想打拼〉,《联合报》,,第15版。

[13] 如:未标示作者,〈济案外评愈见确切,强佔山东各国不容,苟逾保侨即是造乱,济南商区我可自闭,战事结局系于日手〉,《中央日报》,,第02版;劳工社讯,〈医院不收病人 自闭救世之门 工人患癌难求诊〉,《联合报》,,第04版;中央社华盛顿二十七日合众过际电(报导地),〈共党自闭合谈之门 美即恢复轰炸北越 华府获英谅解并已告知日本 泰勒演说强调停炸理由消失〉,《徵信新闻报》,,第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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